洪银兴 刘松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机制研究


发布时间:

2026-03-05

来源:

《求是学刊》

作者简介

洪银兴,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松涛,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6.01.001

原文刊发于《求是学刊》2026年第1期第1-10页。为了阅读方便,省略了注释和参考文献。

摘要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新质生产力的落脚点在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其技术基础不在于本国的科技水平,而有国际标准。面对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断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自立自强的高水平科技供给。关键是产生颠覆性、前沿性的科技成果,尤其是在基础研究领域以创新核心产业技术为导向,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和广泛应用通用技术,推动次级创新,促进融合化创新,特别是在产业链各个环节上都要参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促进融合创新需要相应的制度供给,由“两张皮”融合为“一张皮”,包括完善融合创新的平台、企业成为融合创新的主体、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推动融合创新。

关键词:

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新质生产力

正文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命题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原创性标识性成果。自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到现在,理论界开展学理性研究,科技界和产业界进行创新实践,均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要求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并且,“十五五”规划建议稿要求,突出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方面作出部署。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本文按此要求研究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思路和途径。通常的研究逻辑是根据基础研究—孵化新技术—转让新技术—新技术产业化顺序研究科技和产业创新机制。本文反其道而行之,从研究产业创新开始进行研究。原因是作为新质生产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及其技术有国际标准,不是基于自身的科技水平。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出高水平科技的需求,有效解决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高水平科技供给的关键在科技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中实现自立自强,从而使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由“两张皮”融合为“一张皮”。

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的落脚点

在现代经济中,国家竞争力表现为产业竞争力。就如波特所说,国家竞争力是以产业作为度量单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吉翁与霍伊特共同发表的《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一书中所论述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就明确认为创造性破坏的竞争也在产业领域。创造性毁灭即新产业代替旧产业,新技术代替旧技术。过去的理论对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一般是指W-G’,即销售阶段,现在则要看掌握什么样的产业技术,所处产业是具有垄断地位还是处于被毁灭的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命题明确以产业创新为标识和落脚点:“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他同时还要求:“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据此,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落脚点相关问题需要作如下深入研究:

首先,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过去我们多是从三次产业结构上理解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对现代化产业体系有了新的规定,指的是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体系。产业体系现代化不只是指未来产业、新兴产业,传统产业也有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与传统产业不是对立的,只是同其传统技术基础对立。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传统产业占制造业的比重超过80%,传统制造业是我国产业的基本盘,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广阔空间。其传统性指的是满足传统需求,不是其技术基础。现代化不是丢弃传统制造业,而是要改变其传统的技术基础。传统制造业现代化就是其技术基础向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方向转型,通过技术升级、设备改造等措施提升质量、效率和附加值,以其现代产业技术基础进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当然,产业现代化最具标志性的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直接反映国家产业发展水准。不仅需要在产业水准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还需要规模化。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主导产业为主攻方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发展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带动作用大、经济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未来产业反映产业发展走向,是国际产业竞争的新领域、新赛道,需要提前布局并促进风险投资,使其成为未来新的产业增长点并具有领先的地位。这也表明,动态地看,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分别代表新兴产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其次,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技术标准是国际的。人们往往以本国已有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来说明产业体系现代化的技术标准。如果本国产业的科技水准达到国际水准,毫无疑问,这个标准是成立的。如果没有达到国际标准,产业体系现代化的技术标准就必须参照国际标准。这个要求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把现代经济增长看作是以划时代的创造发明为基础的一个过程——不管创新资源的来源如何,“任何单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有其国外的基础”。其基本原因是,科技和产业的“时代划分是以许多国家所共有的重要创造发明为依据的。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条特殊真理”。进一步说,最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成果会体现在产业现代化上。于是发展中国家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就有一个向国际先进产业技术的跟跑和并跑并逐步在某些领域领跑的过程。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科学技术是世界性的、时代性的,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产业创新目标并非完全依托自身的产业基础,而是直接瞄准国际先进产业,否则称不上产业体系现代化。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所要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正是当今世界各国都在竞相共同发展的。世界是平的,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的互动,使正在发生的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机会对各个国家都是均等的。中国与过去几次产业革命擦肩而过,这次新产业革命的机会不能错过。我国推进产业体系现代化应直接瞄准国际最新技术,与发达国家进入同一创新起跑线和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先发国家能够开发的新科技、新产业,我们同样也可以研究和开发,这就是创新的共同主攻方向。对后发国家来说,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创新不能停留在路径依赖,需要依靠采用最新科技实现“弯道超车”和“换道超车”。就像我国在燃油汽车技术总是处于跟随创新的地位,采用新能源电动汽车则能稳居世界第一就是“换道超车”的典型。在进入人工智能阶段后,就要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当前阶段产业体系现代化的具体内容是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成果,落脚在产业创新上的颠覆性、国际前沿性科技创新也是国际性的,不是以我国自身已经达到的科技水平为依据的。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在其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把第三次工业革命定义为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结合,也就是信息化和新能源。根据近年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趋势以及相关的研究文献,现阶段对产业体系现代化起作用的新质生产力的综合质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数字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及相关的现代产业。

数字生产力反映数字经济发展水准。数字经济是以信息和知识数字化形成的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有效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提升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为重要动力的广泛经济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数字经济之所以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性质态,是因为在产品、服务和财富数字化背景下,形成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其包含了全新的三个要素:一是数据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二是算力成为继热力、电力、网力以后的新动力;三是算法成为现代科技的新方法。这三个方面赋能各个产业产生新质生产力效应。现在数字经济的新质生产力作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发展数字经济有迭代升级的要求:一方面,现在数字经济的新质生产力作用还有很大空间,应用范围和场景有待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要推动数字化升级,培育新的生产力,增强算力、优化算法,创新新一代信息技术,培育和发展新一代信息产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人工智能成为数字经济的新阶段,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市场空间巨大,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成为我国新质生产力的新的增长点。

绿色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立在绿色发展基础之上。绿色生产力既涉及新能源及其带来的能源革命,也涉及绿色技术产生的绿水青山效应以及可再生材料的发展和利用。发展绿色生产力最为重要的是新能源革命。从能源角度看,以化石为能源的产业革命已属于旧质生产力,新产业革命的方向是创新、发展和运用清洁能源。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就必须依靠能源革命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其基础就是绿色技术创造的新质生产力,相应地产生新能源、高性能材料、节能环保产业等新产业。

由于每次新科技和产业革命都首先发生在发达国家,如库兹涅茨所说的,新发明和新技术“大部分是发达国家的产物,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依赖于这些发明的利用”,因此,“某个特定国家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参与是一个学习和直接利用国际性技术及社会知识的问题”。面对先发国家创新的现代科学技术,后发国家现代化的一个必要途径是分享和利用国际最新科学技术。这么多年来我国依靠开放型经济,引进和利用外资,学习和分享了国际先进技术,但这还只是跟随创新。这种跟随创新在发展中国家的一定阶段中是必然的。同发达国家学习、引进创新虽然能提升自己的技术和产业水平,但不能改变后进地位,也谈不上现代化,尤其体现在后发国家的受制于人,特别是某些发达国家采取断供关键核心技术的情况下。在此背景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技术需求就要靠自身,即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强。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真谛。中国只有进入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前沿,才能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可靠并可持续的科技供给。我国近年来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引领了世界新一轮绿色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就充分说明我国在许多领域具有自立自强的能力。

二、高水平科技创新自立自强:新质生产力的源头创新

既然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技术标准是国际的,那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技术供给就有两个来源:一是外源的,需要引进国际最新技术;二是内生的,也就是自主研发的。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发达国家为阻碍我国的科技和产业进步,对我国脱钩断链断供高新技术。这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参照系是国际的,技术来源则主要靠国内的。因此,我国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所需的高水平科技的供给主要靠自主研发、自立自强。这就是在源头上发展新质生产力。

产业的自主可控取决于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强。相应地需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融合的基础是增加高质量的科技供给,高质量的科技供给通常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键性技术的高质量供给;二是通用性技术的高质量供给。创新通用性的关键核心技术是从基础研究开始的,这就要求从事基础研究的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介入科技创新链,致力于创新处于国际前沿的原创性核心高新技术。高水平科技创新的基础性环节在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水平之高低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创新能力,决定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技术供给能力。从新质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基础研究分为以下两个层面:

一是科学家的自由探索实现科学新发现和创造新知识。其作用和意义就如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基尔所说,一方面,相比前现代经济,现代增长对知识的依赖程度显著提高,由于知识可以迅速传播,基于知识的增长也能突破地域和制度的限制,实现广泛扩散;另一方面,科学知识的广泛应用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应对能力。人们所说的知识更新就是一种创造性毁灭。现代科技就是建立在知识创造和科学发现基础之上的。这个层面的创新在人类发展史上是革命性的、根本性的,就像第一次产业革命前蒸汽机的发明,第二次产业革命前电力的发明及其广泛应用,第三次产业革命前电子计算机的发明。由于这个层面的基础研究成果是公共产品,因此这个层面的基础研究不仅需要政府的全额资金支持,还需要为科学家提供自由探索的环境和平台。

二是产业创新指向的基础研究。新产业技术的突破源于基础研究的突破。新质生产力所体现的颠覆性、国际前沿性科技就是发生在基础研究阶段的突破。产业创新所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成为基础研究的方向和着力点,并且成为基础研究层面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融合的重要标志。这是有明确的应用和产业创新导向的基础研究。如果说基础研究的科学发现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供思想是“0”的突破,那么以基础研究成果为基础的应用研究成果则是“0到1”的突破。接下来的是扩大新技术的应用场景,即“1+n”。突破性新技术在多个领域广泛应用,推动全社会的科技和产业进步。这正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三个层次。

在现实中我们发现,由第一个层面的基础研究即0的突破到第二个层面的基础研究并且得到广泛应用存在显著的时滞。就像马克思说的,17世纪末工场手工业时期发明的、一直存在到18世纪80年代初的那种蒸汽机本身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吉翁同样发现,尽管灯泡在1879年已经发明,过了50多年后,美国的生产率增长才出现加速。1971年,世界上第一块微处理器在Intel公司就诞生了,但与信息技术有关的增长浪潮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在美国起势,并延续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期。阿吉翁对这种时滞现象的解释是:技术革命源于能产生某种“通用技术”的根本性创新,这种技术将改变整个经济的面貌。

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进,“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根据以上判断,现阶段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角度增加高水平科技供给可以从以下方面加快科技创新成果向产业创新的转化:

首先,开发和广泛应用通用技术。根据阿吉翁的界定,通用技术有三个基本特征:其一,它们会催生大量的次级创新浪潮,分别对应通用技术在经济生活中特定部门的应用;其二,这些技术会逐渐改进,使用户成本随着时间下降;其三,这些技术将无所不在,扩散到经济生活中的所有部门。现阶段的人工智能革命就有这种通用技术的特征。前几次产业革命的通用技术分别是蒸汽机、电力、计算机,而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通用技术则是算力算法。当前,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就是要求“人工智能+”千行百业,更多地进入人不能及和人难能及的领域,由此带动新一轮产业革命。

其次,推动次级创新。克拉克将创新过程分为基础性创新、改良性创新和营销性创新三个阶段,其中基础性创新是科学新发现推翻了现有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了技术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创造出全新的技术路线,对技术和市场都会产生影响。这种创新相当于我们说的颠覆性科技,即体现新质生产力的质变。改良性创新是建立在新发现的成果和现有的市场之上的创新。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可能产生多项新技术,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场景。其意义在于进一步放大体现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性创新的效应,扩大新质生产力成果的应用场景和空间,充分发挥其新动能作用,体现新科技由质变到量变,由基础性创新到改良性创新的拓展。而且依靠基础性创新成果的量变会产生新的质变,培育下一代新质生产力,如信息产业技术由5G升级为6G。

再次,促进融合化创新。融合化创新的途径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其一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融合。过去知识创新在大学开展,技术创新在企业进行。现在在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上,从事知识创新的科学家与从事技术创新的企业家走到了一起,共同研发的新技术、新产品,既有最新科学价值,又有市场导向,相应的创新体系合称为科技创新。根据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知识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已经密不可分,统称为科技创新体系。其二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过去的科技创新孵化出的新技术需要技术转移和交易过程,技术市场信息是极其不对称的,因此新技术被束之高阁屡见不鲜。现在,企业直接参与科技创新,不仅带来产业创新的技术需求,而且创新成果会被参与创新的企业直接用于产业创新。同时,参与科技创新的科学家也会将创新成果直接用于科技创业和产业化,这就使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时间大大缩短,通常所说的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也迎刃而解。

最后,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现代产业分工的特点是产品内分工,同一产品的生产环节分布在不同企业,形成产业链和供应链。产业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产业链现代化。这意味着产业创新所需要的科技创新提供的产业技术不可能是一次性的,而是需要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上创新。现在产业链循环的堵点即是在某个产业链环节上存在技术的“卡脖子”。这意味着产业创新涉及的是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创新。在产业链的每个阶段都需要科技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包括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融合,以解决相关产业链环节的高水平技术供给问题。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以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主导产业为主攻方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上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就能促进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迈上价值链中高端。

三、融合化创新的制度供给: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就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作出部署:“围绕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提出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针对新质生产力的新领域和新赛道的制度供给关键是建立融合化的创新生态。

体现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是颠覆性、前沿性的科技创新。与此相应的创新具有创造性毁灭的特征:“新的创新会替代旧的技术,摧毁原先的创新者的租金。”同时,“创新是社会流动性的一个源泉,特别是市场新人带来的创新”。这意味着,创造性毁灭意义上的创新会从根本上改变企业格局:创新不在于企业历史(历史越是悠久越能创新),不在于企业规模(规模越大越能创新),而在于创新企业所处的创新领域和创新赛道。小微企业内甚至创新者个人都可能在创新中一跃成功。如宇树机器人创新者王兴兴、DeepSeek创新者梁文峰,都是科技创业的新进入者,也是科技和产业创新成功者。关键是存在支持科技创业的生态和制度。2025年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分别指出了创新生态:莫基尔说,增长始于思想的开放;阿吉翁说,增长依赖创新中的竞争;霍伊特说,增长之所以能够持续,是因为社会具备在毁灭中学习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这意味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在于这三个要素在创造性毁灭中实现质态跃升和优化组合。首先是劳动者要素质态的跃升。劳动者分为复杂劳动者和简单劳动者。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迫使从事知识、技术、管理等复杂劳动者更新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动力和第一要素。简单劳动者也有质态跃升的要求,其已有的简单劳动技能也被创造性毁灭。简单劳动者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新的科技知识和技能,以适应数智时代人机互动的劳动,驾驭人工智能、人形交互机器人等技能,就需要专门的教育和培训。进入人工智能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其次是劳动资料质态的跃升。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劳动资料是每个经济时代生产力水平的测量器。已有的劳动资料正在被创造性毁灭,取而代之的是数字化平台和智能化系统。就如人工智能,赋予机器自动识别、自动学习和升级、自动反应、自动纠错的能力。对人工智能的作用和应用场景不能仅仅理解为替代劳动(包括复杂劳动),更重要的是进入人不能及和人难能及的领域,反映生产力的重大突破。最后是劳动对象质态的跃升。对大自然索取劳动对象这种生产模式正在被毁灭。新质生产力中的劳动对象除了以可再生的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开发并应用绿色技术提供青山绿水和生态产品外,还有数字经济提供的数据。数据凝结在劳动资料上,是劳动资料的组成部分,而在许多生产场景需要收集、处理、分析数据,这时数据就成为劳动对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浩瀚的数据海洋就如同工业社会的石油资源,蕴含着巨大生产力和商机,谁掌握了大数据技术,谁就掌握了发展的资源和主动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生态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围绕这三大创新要素的创造性毁灭建立的。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要素是前沿性科技,但只是科技要素还不够。各类产业现代化还需要有技术以外的要素(标准和制度)支持。例如,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需要标准引导,涉及的是影响传统产业技术基础的国家标准,如绿色化标准、数字化标准、智能化标准等,达不到标准就要退出市场。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则是加强新领域和新赛道的制度供给,主要涉及产业政策的引导和公平竞争的环境,以扩大新兴产业市场,实现规模化发展。而对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基于风险投资的推动,主要是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的机制。所有这些标准和制度安排的目的还是要求以国际最新技术替代各个产业落后技术,从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其路径还是在制度安排上改变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两张皮”的现状,具体要求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要搭建平台、健全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

首先,完善融合创新的平台。根据产业链和创新链无缝对接的要求,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平台主要涉及两个层次。一是研发新技术阶段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这是基础研究的“研”、应用开发的“发”的协同。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是顺应科学研究范式变革,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重要形式,能更精准地牵引研发方向以匹配市场需求。在这一体系中,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发挥基础研究主力军和原始创新策源地的作用,致力于开展目标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为前沿技术与共性技术突破提供理论支撑;企业发挥“出题人”和成果转化核心载体的作用,深度参与研发过程,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企业不仅是新技术的应用主体,还主动参与新技术研发,实现从技术被动的接受者向技术主动的共创者的战略转变。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包括前沿交叉研究平台、技术开发与中试平台、产业对接与人才共育平台,形成覆盖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全链条支撑。二是产业化创新阶段的融合创新平台,主要形式是各类科技产业园区。科技产业园区不仅是技术成果转化的“加速器”,更是产业链与创新链协同的“连接器”。科技产业园区的规划与升级源于前瞻性的产业布局,通过系统分析市场需求、技术演进趋势和产业竞争态势,科学确定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和产业链核心环节。科技产业园区内不仅集聚科创企业,而且布局科研机构,搭建专业化平台、优化空间布局和完善服务生态。科技产业园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布局供应链完备的创新项目,特别是引导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环节“入链”。重点吸引拥有关键核心技术的“链主”企业入驻,通过其辐射作用带动上下游企业集聚,园区内企业构建就近配套体系,提升抗风险能力。这样,科技产业园区就成为创新链与产业链无缝对接的创新空间和载体。

其次,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关键。中国的技术创新体系指的是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企业和企业家处于关键的联结位置,是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的关键变量。同时,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载体,企业是创新风险的实际承担者和价值实现的最终完成者。企业不只是采用新技术的主体,还要主动进入研发新技术阶段;不仅要投资于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还要投资于新技术市场的开发。企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更是衔接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与产业应用的主导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键是要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要增强企业创新动力,正向激励企业创新,反向倒逼企业创新。要发挥企业出题者作用,推进重点项目协同和研发活动一体化,加快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发展高效强大的共性技术供给体系,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企业作为直接面向市场的主体,对技术需求和消费趋势具有快速响应的能力,能够将创新活动精准导向市场所需。企业在投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同时,着力进行新技术市场的开发。这一过程远不止于简单的市场推广,而是包含了对潜在应用场景的挖掘、用户习惯的培育以及新商业模式的探索,是一个主动发现市场、创造市场的战略行为。通过打造示范性应用场景、参与制定行业技术标准、构建围绕新技术的生态系统,企业能够有效降低市场不确定性,加速新技术的规模化采纳与迭代优化,最终实现创新价值。

再次,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关键是弘扬企业家精神。企业家远非普通的生产要素管理者,而是实现“创造性破坏”的关键行动者。熊彼特指出,企业家作为创新主体通过建立新型生产函数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其核心职能是创造性破坏以打破经济均衡状态,推动经济从静态均衡向动态发展。这种过程在打破旧有格局的同时,推动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企业家精神成为推动经济动态非均衡发展的核心力量,其价值在于开辟新的市场和技术轨迹,包括开发新产品、采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和实施新的组织形式。企业家在创新生态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其一,企业家是创新过程的组织者和引领者,其寻找并利用创新机会的能力是创造价值的核心;其二,企业家是创新风险的主动承担者,其面对不确定性仍勇于投入的勇气是推动重大创新突破的关键;其三,企业家是机会的识别者与资源的整合者,能够敏锐洞察市场需求与技术可能性,高效整合资源将创意转化为市场价值。如果没有企业家的参与,许多技术发明可能无法跨越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死亡之谷”。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制度的企业家精神内涵有共同规定,也有重要区别。在当前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企业家要成为科技企业家,不仅要有创新精神,还要有科技视野。科技视野帮助企业家把握全球科技发展趋势,理解核心技术演进的路径,从而更准确地判断技术可行性、市场潜力和创新方向,这有助于在激烈竞争和瞬息万变的市场中,为企业制定清晰的技术发展战略,避免在重大技术路线选择上出现误判。弘扬企业家精神,需要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尊重创造、崇尚成功、宽容失败的制度与文化氛围,让企业家真正成为创新的拥护者、创新风险的承担者和创新价值的分配者。建立以实际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和清晰的成果权益分配机制。

最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推动融合创新。阿吉翁指出:“促进突破性创新(所谓的硬技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与推广的转化,这一转化过程需要巨大的固定成本以及各类经济行为人的协同努力。”他概括了创造性毁灭创新范式的三个基本概念:其一,增长来自知识的逐渐积累,每个创新都要利用之前创新包含的知识,每个创新者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其二,创新需要友好的制度环境,首先是对财产权利的有力保护;其三,保证新的创新企业能持续进入的竞争性环境。由此就提出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推动融合创新中的作用。有效市场的作用不仅是为创新提供竞争的压力,更是通过竞争机制筛选创新方向、通过价格信号引导创新资源流动,使企业真正成为创新决策、研发投入和成果转化的主体。有为政府的作用,“不仅是普遍地促进创新,而且可以通过精准干预引导创新走向”,在这里就是引导融合。具体包括:一是保护知识产权,使创新者获取创新收益,防止“搭便车”行为的产生。二是实施刺激创新的政策,也就是产业政策导向。在阿吉翁看来,产业政策涉及横向和非横向产业政策,横向产业政策包括:其一,投资知识经济,尤其是高等教育和研究;其二,通过恰当的竞争政策、失业保险和职业培训等,改革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使它们更具活力;其三,发展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投资,为创新提供融资。非横向产业政策则是政府有针对性地引导融合方向,也就是改变路径依赖的方向。例如,获得过内燃机技术创新成果的汽车制造商,未来会因为路径依赖而倾向于继续推进内燃机创新。而政府征收碳税或者为绿色创新提供补贴,可以把汽车制造商的创新方向转向电力发动机。就我国现阶段促进融合创新来说,政府要聚焦三大方向:一是强化战略引领,通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与产业政策等工具,引导创新资源投向前沿技术和通用技术领域,但要避免直接干预技术路线;二是优化创新治理,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广“揭榜挂帅”等机制,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打击侵权和垄断行为,保护创新者权益;三是构建创新的公共服务支撑体系,建设共性技术平台、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完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加大对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支持,为企业创新提供全周期支撑。

总的来说,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指导思想就是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参加全国两会江苏代表团讲话时所指出的:“抓科技创新,要着眼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既多出科技成果,又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抓产业创新,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坚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新赛道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