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志雄｜以数字经济驱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功能、关键挑战与政策优化

一、引言

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核心，对于加快补足区域发展短板、推进共同富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强调“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深化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强化农民增收举措”等，为推动新时期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基本遵循。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现代化取得了明显进展，但农业高质量发展仍然是制约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薄弱领域。进一步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城乡产业发展差距较大、资源要素流通不顺畅、区域创新能力不足等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乡村产业发展面临产业链整体效能偏低、三产融合度不高、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滞后、成本投入持续上涨、绿色化发展不足等多重困境。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境新条件，探究区域高质量发展尤其是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我国政府出台系列政策文件以大力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或可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驱动力。自2015年起，“互联网+”相关政策加速推出，战略举措逐步升级，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被写入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在深入推进“互联网+”系列行动基础上，国家相继出台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持续加大新兴数字技术在产业发展、政务服务、公共治理等领域的创新性应用，以期构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协同互促的发展格局。伴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构建以数字化驱动的乡村现代化经济体系成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和重要内容。2019年以来，《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等政策文件相继出台，以数字化引领农业农村发展的总体规划、实施方案与具体行动日趋明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并从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加快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完善数据产权界定与交易共享制度等方面提出了推进思路。这为高位推动以数字经济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指明了基本方向。

以数字经济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明确的理论可行性。已有研究表明，以高创新性、强渗透性与广覆盖性等为典型特征的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加工、销售、流通、服务等领域的应用与推广有助于农业生产全过程降本增效、提高产业链整体运行效率；采用数字技术不仅能促进农业精准化生产和智能化监测管理，搭建精准化购销平台、引导生产结构调整方向，而且有助于加速农村产业融合和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多元化数字技术应用还可通过产生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聚合经济效应和分工经济效应，重塑农业生产体系、产业体系和经营体系，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而言，数字经济发展有望改造乡村传统生产方式与要素配置结构、加快数字化生产力发展，并通过重塑相应的生产关系，促进数字技术与乡村产业组织与制度有机融合。

相关研究围绕数字技术应用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潜在作用开展了有益探索，为本文研究提供有益启发。但总体上，学者们关于乡村产业发展中数字经济的功能与作用还缺乏系统的梳理分析，对以数字经济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技术、人才、政策与制度等方面的约束还缺乏较为体系化的讨论，且对未来如何进一步激发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活力以加快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还缺乏有效的政策设计。鉴于此，本文拟在梳理以数字经济驱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迎来的政策机遇与市场机遇基础上，立足数字经济的多元特征，从理论逻辑和典型案例两个方面剖析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发展的核心功能；从技术供需、成本收益、数据支撑、数字素养、联农带农以及多元投入等方面探究以数字经济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多重挑战；进而从智慧农业科技创新、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农村数字化教育提档升级、涉农数据要素治理、联农带农惠农富农机制以及多元投入联动机制等方面提出政策优化方向和可能的措施。本文研究有益于丰富乡村数字经济、产业振兴与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理论体系，并为释放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加快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探寻可行的实践路径。

二、数字经济为乡村产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机遇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有赖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形成合力，既强调政府开展有效的规划引导、产业布局和公共服务，也重视尊重乡村产业发展规律、激活市场主体内生动力。鉴于此，政府职能履行与市场主体作用发挥可以为以数字经济驱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机遇。随着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技术加快迭代升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大力推进数字技术尤其是前沿数字技术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应用。具体而言，政府接续出台一系列规划和支持政策，指明了乡村产业智慧化发展的方向与路径，为引导财政、金融、科技、人力等资源投向智慧农业领域提供重要的政策条件；农业企业、互联网企业、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发挥各自在产业基础、技术与资金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积极布局智慧农业领域，为以数字化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市场机遇。

（一）政府职能履行提供重要的政策机遇

2012年以来，围绕我国“三农”发展不同阶段的现实问题，国家从推进智慧农业技术装备研发、技术推广应用及其支撑保障等方面不断完善智慧农业发展的顶层设计与配套支持措施，发展智慧农业的路线图日益清晰。尤其2019年以来，随着数字乡村战略的整体推进，加快农业生产经营全过程智慧化改造成为以数字化驱动农业现代化和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表1梳理了国家层面有关智慧农业发展的政策文件。

国家持续推进农业数字化智慧化发展的试点探索，且相关试点从聚焦单一生产领域向农业全产业链拓展。自2013年起，农业农村部陆续在天津、上海、安徽等省市开展农业物联网区域试验，围绕大田生产、水产养殖、农产品电商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领域启动了一系列农业物联网项目，旨在探索农业物联网技术的主要应用模式、技术标准和政策支撑体系。2017年，农业农村部开始实施数字农业试点项目，围绕数字农业创新中心、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和数字农业试点县建设，中央累计投资11.5亿元，共计建设92个项目，以加快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2020年8月，农业农村部启动在全国110个特色农产品优势县开展“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试点，旨在从供应链管理、运营服务管理等方面完善农产品网络销售的支持保障体系。2020年9月，中央网信办公布在全国117个县开展首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旨在推动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以及管理与服务等各领域数字化，并为其他地区开展数字乡村实践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与经验。此后，以浙江、江苏等省份为代表，全国大多数省份结合地方实际，积极开展省级层面的智慧农业试点工作，制定实施方案、出台地方标准以及完善政策支持体系。2022年，中央网信办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第二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建设一批智慧农（林、牧、渔）场，推动智能感知、智能分析、智能控制技术与装备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集成应用。此外，依托“金农工程”的实施与建设积累，农业农村部牵头建成国家农业数据中心和国家农业科技数据分中心，并在每个省份成立省级农业数据中心、开通行业应用信息系统，且信息系统已覆盖农业行业统计监测、监管评估、信息管理、预警防控等七类重要业务。

国家持续完善对智慧农业发展的财政支持。为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对智能农机设备的需求不断增加的趋势，2014年，一些省份开始自主探索开展植保无人机购置补贴。随着植保无人机使用范围不断拓展、无人机植保服务需求持续增加，2017年，农业农村部联合财政部、中国民用航空局等部门，在广东、重庆、湖南、安徽、江西等6个省（市）开展植保无人机补贴试点，但该阶段的补贴主要面向从事植保作业的服务组织。此后，江苏、山东、湖北、河南、福建、陕西等10多个省份均积极出台无人机购置补贴的财政预算和具体方案，补贴标准大概为购置价格的1/3-1/2。2021年植保无人机被正式纳入国家农机购置补贴目录。2023年农业农村部联合财政部启动实施了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贷款贴息试点，且对于试点省份实际支出的贴息资金，中央财政按照一定比例给予差异化奖补，为智慧型设施农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条件。

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各省积极探索通过智慧农业推动乡村产业现代化的地方方案。尽管各省在农业数字化发展基础和程度上存在差异，但在实施原则、重点任务和支撑保障措施等方面，呈现出了一些共同特征。一是在实施原则上，均强调结合各省农业产业特色及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内生需求，因地制宜、多方参与探索智慧农业发展模式与路径；二是在重点任务方面，均重视推进数字技术在农业全产业链环节的渗透，强调地方特色种植业与养殖业领域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和推广模式创新；三是在支撑保障措施方面，各省实施方案中较多提及强化农业科技创新、推动联合攻关、加快补齐核心技术短板、壮大农村信息化产业体系，并强调发挥财政的引导和撬动作用，鼓励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的广泛参与，探索多元投入机制。如山东省瞄准农业“新六产”发展导向，以数字化推进产业链相加、价值链相乘、供应链相通，强调建设一批示范作用显著的智慧农业园区和示范基地；浙江省则提出以“数字化基地-数字农业工厂-未来农场”为路径，加快农业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加强新一代技术、装备和管理理念推广普及；江苏省将重点放在打通资源整合和数据共享的通道，加快促进农业农村各类数据互联互通、资源共建共享，健全多元投入机制和多元主体协同推进机制，推动实现智慧农业全产业链提档升级。

（二）市场主体作用发挥提供重要的市场机遇

金融机构主要通过发挥自身金融科技优势、开展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助力乡村产业发展。一是一些金融机构积极推进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为乡村产业发展中的资源要素交易提供便利。例如，中国建设银行在乡村群众便民场所，合作建成50余万个“裕农通”普惠金融服务点，每年为超过4700万农户提供近1.7亿笔金融与非金融服务。中国农业银行自2012年起持续推广“惠农通”服务，并在乡村商超、农资店等场所建立服务点；截至2022年末，其惠农通服务点总数达19.7万个，乡镇覆盖率达94.1%。中国银行探索打造“农村三资管理平台”，既助力激活乡村集体资产交易和村庄集体经济，也强化了乡村资金监管、资产管理和资源整合。二是一些金融机构围绕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催生的金融需求，创新以金融科技为依托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供给。例如，中国农业银行青海分行探索推出“物联网+智慧畜牧”信贷模式，通过智能耳标动态监测、大数据信贷建模等，开展活体牲畜抵押贷款业务创新试点，助力解决活体牲畜抵押难、监管难、融资难问题。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金融机构和林业部门共同创建了林业金融区块链融资服务平台，整合了不动产登记、林权评估、金融、担保与征信共5家机构的信息，对接撮合农信社、村镇银行等10家金融机构供给58种金融专属产品，为林农提供多样化贷款选择，促进林业产业发展。一些保险公司探索将数字技术应用到农业保险的精准承保、快速定损、精准理赔、业务监管和风险预测等环节，提升了农业保险支农服务能力和综合管理效率。三是一些金融机构通过援建或代建、与地方政府或企业合作共建等方式参与地方智慧农业平台建设。如中国建设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在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农业投资集团等主体的支持下，打造了以“产业互联网+农业大数据中心+金融科技”为核心模式的数字乡村综合服务平台，并在全省予以推广应用。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将数字帮扶融入结对帮扶工作之中，在安康市四个定点帮扶村援建数字乡村平台并提供技术维护和人才培育支持，推进了欠发达地区农业数字化转型。

传统农业企业和互联网企业等社会资本主体加速布局智慧农业领域，助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例如，阿里云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在养猪行业探索场景化实用性AI产品体系；京东打造“无人农场”发展模式，利用物联网传感器实现智能化农业生产管理决策，并依托数字技术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腾讯推出了人工智能种植技术方案，通过算法优化作物生长环境并实时调控，为参与试点的蔬菜种植户提供智能化远程大棚管理服务。中粮、大北农、北大荒、新希望等农业龙头企业积极推进业务数字化转型，发挥数字技术在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高经营效率、优化内容创造、促进产业融合、提高企业综合效益等方面的作用，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智慧农业试点产生示范带动作用。此外，中国中化、中联重科、碧桂园等非农企业也积极进军智慧农业领域。

虽然不同类型市场主体在涉农业务方面的基础不同，但均注重发挥各自在农业行业经验、数字科技、资金资源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积极布局智慧农业领域。从具体业务领域看，一些企业依托比较优势在数字农业服务平台、农业无人机、农业物联网、智能农机等单一领域开展业务，并有少数围绕农业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进行整体布局。无论是单一领域的深入发展，还是全产业链的全面推进，都凸显了数字技术和平台在推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等环节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各类市场主体在智慧农业领域开展了大量试点与探索，为以数字经济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市场机遇。

三、数字经济

对乡村产业发展具有多重功能

经过长时期的传统农业转型与工业化积累，我国乡村产业发展正经历一些明显转变。在资源开发利用方面，乡村产业发展已整体进入由“基础农产品生产和供给主导”向“既重视基础农产品生产和供给又重视农业农村多功能性产业化和乡村价值深度开发”转变，更加强调将乡村多重价值嵌入特色产业发展。在生产者与市场对接方式方面，乡村产业发展已经由“单纯地卖产品”向“既卖产品也展示产品生产过程”转变，更加强调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可追溯。在提供的产品性质与特征方面，乡村产业发展已经由“主要提供传统的能量和蛋白质产品”向“既提供能量蛋白质又提供具有营养和健康导向的功能食品”转变，更加强调以大食物观为导向的农产品供给。在发展所遵循的农政目标方面，乡村产业发展已经由原来的“旨在保持农产品稳定供给和增加生产者收入”（即“两目标”）转向“旨在保持农产品稳定供给、增加生产者收入以及增强农业可持续性”（即“三目标”）。

鉴于我国乡村产业的内涵与外延所发生的巨大改变，新阶段的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应以大食物观为牵引，面向城乡多样化食物需求开辟多元生产渠道；以大农业观为指向，持续延长产业链条、提升产业价值、改善产业增值收益。进一步地，以数字经济引领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应立足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需求及其动态变化，厘清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发展的内在关联逻辑，充分挖掘数字经济的多重功能、激发乡村产业发展活力。基于数字经济所具有的技术性、市场性、创新性、共享性、渗透性和融合性等典型特征，理论上，数字经济在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区域发展方面具有六大功能。具体包括：加速技术扩散、扩大市场边界、降低生产成本、强化风险控制、优化资源要素配置、促进绿色发展等。本文拟从理论逻辑梳理和典型案例分析两个方面论述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多重功能。

（一）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加速技术扩散促进乡村产业发展

乡村产业提质增效有赖于技术尤其是新兴技术在农业生产、加工、销售、流通、服务等全产业链环节的嵌入，且成熟的生产、管理与服务技术需要有效扩散才能在更大地域范围内发挥作用。尤其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发展需要有新质生产要素的投入，而新兴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时代新质生产要素的重要构成部分。数字经济具有鲜明的技术属性，以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加速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尤其是前沿数字技术在乡村全产业链各环节的渗透，并带动其他先进农业技术与生产工艺的扩散，重塑乡村产业的生产与组织模式、激发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活力，优化乡村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的配置和组合，并提高乡村产业发展规划的科学性，进而赋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例如，贵州省黔东南州施秉县杨柳塘镇高塘村某90后返乡大学生通过电商直播或制作短视频传授蘑菇种植技术，并在抖音和快手两个平台累积拥有超300万人的粉丝。该创业者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广泛传播农业技术，带动了当地一大批农民利用秸秆稻草等冗余资源发展菌类种植，有力地促进了当地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二）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拓展市场边界促进乡村产业发展

乡村产业振兴需要不断扩大农产品市场边界，这是由我国农产品市场格局和特征决定的。由于本地农产品市场消费潜力一般较为有限，农产品市场普遍存在生产空间与消费空间的错配，有必要持续扩大市场边界、拓展农产品销售空间。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市场性特征，强调以市场化机制促进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和高效运行。数字经济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领域的创新性发展均有助于推动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抖音、快手等社交平台，支付宝、微信等支付平台以及各类物流平台在乡村生产生活诸多领域的广泛应用，打破农产品供销信息传播的时空阻隔，并通过智慧物流、智能仓储等保障农产品在更大地域范围内和更长时限内流通，进而有效拓展农产品销售的市场边界。例如，甘肃省庆阳市环县某返乡创业者在拼多多、天猫等电商平台销售环县本地的滩羊肉、黑山羊肉，实现年销售额从创业之初（2015年）不足50万元增加到2022年的突破1亿元。正是受益于电商平台赋能，大山深处的特色山羊肉才得以远销全国各地。

进一步地，农产品市场边界的拓展既有赖于农业产业链条的延伸，也需要以数字技术赋能产业链发展思维转变，即变“把本地量大产品与远距离的消费者结合”的“长链思维”为“将远距离消费者引到当地来消费、产品供给量少但具有文化特质”的“短链思维”。例如，瑞士的一家餐馆位于湖光山色的古村落之中，该餐馆将所在附近湖泊中的鲑鱼打造成远近闻名的特色菜品。其特色在于“一鱼两吃”（两个主菜，可以享受两顿），吸引了很多来自欧洲的游客前往该村庄游览。短链思维的创新性应用有效促进了该村庄农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我国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袁家村以乡村生活场景吸引稳定客流量，并以数字支付、数字营销、数字购物等模式赋能乡村文化旅游发展，形成多业态综合体。这是非物质（乡村文化）消费领域短链思维应用的典型案例。实际上，短链思维对农产品市场的发育与拓展同样适用。

（三）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促进乡村产业发展

如何有效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始终是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数字经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特征，强调优化生产要素组合配置、激发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活力。理论上，在农业生产领域，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在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标准化程度的同时，减少劳动力投入，节约水资源，减少化肥、农药施用，进而促进农业生产降本增效；在农产品流通领域，各类电商平台以及智慧物流设施的应用有助于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乡村产业发展中的运营成本，进而改善农业产业整体效益。以山东省淄博市某绿果果蔬合作社建设的数字果园为例，该果园（120亩）之前采用传统的生产模式，日常管理需要60多人，浇水需要24个人工，开沟施肥一次需要120个人工，每年4次共需要480个人工，喷洒农药需要40个人工。采用智能水肥一体化、智能传感器等数字技术后，该果园日常管理只需要3人，浇水、施肥通过平台或手机控制，不需占用劳动力，喷洒农药用1架无人机4小时完成作业。如果采用过去的大水漫灌方式，浇一遍果园需用水3840立方米，而采用数字技术和水管微喷后，每次用水只需720立方米。过去每年施化肥4次、土杂肥1次，亩均合计成本2200元；而现在依托智能水肥一体化技术，每年施水溶肥4次，每亩1500元，亩均节省700元。可见，智慧农业发展具有明显的节水节肥节省人工作用，且有效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

（四）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强化风险控制促进乡村产业发展

我国乡村产业发展仍然存在由经营方式分散化、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抵御能力不足、产业链韧性不强、农业科技应用水平偏低等带来的较大不确定性。较长一段时期以来，因农村信用体系不完善，缺乏有效的失信惩罚机制，加之农村金融机构风险预警体系和防范机制建设不完善，农村金融风险控制难题在较大程度上制约了金融支农成效。数字经济具有共享性特征，强调基于数据与技术等资源共享、推动共建共治。多元化数字技术应用可重塑银行类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手段，提高各类农业经营主体资产和信用评估的精准性，增强金融机构对信贷风险的及时发现、及时预警和及时干预能力；数字技术在农业保险投保、验标、理赔等环节的应用，有助于降低农业经营的风险损失、保障乡村产业的稳定发展；与此同时，获得金融牌照的大科技公司可利用数字平台实现快速、海量、低成本地获客，并基于客户留在平台上的数字足迹开展信用风险评估，从而极大程度地改善客户触达和金融风控状况。例如，网商银行探索的“大山雀”系统首次将卫星遥感技术应用于农村金融领域，通过深度学习等AI技术解析卫星图像，识别农作物的种植面积、种类和长势（准确率达93%以上），同时，结合气候、地理位置、行业景气度等因素，利用风控模型预估产量和产值，给予农户精准的授信和合理的还款周期。截至2024年8月底，“大山雀”系统的应用已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作物识别的范围由水稻、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向苹果、猕猴桃、柑橘、葡萄等经济作物拓展。目前该技术已应用于16种农产品的识别场景，服务178万户种植户。该案例中，卫星遥感技术的应用有效赋能农民资产与信用评估及金融机构授信风险防控，进而强化金融支持乡村产业发展的质效。

（五）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乡村产业发展

乡村土地、劳动力、资金、数据等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直接关系乡村产业发展的质量与效益。数字技术具有较强的渗透性特征，可助力乡村各类生产要素跨区域跨层级流动和重组配置。包括农村集体资产、土地经营权等在内的产权数字化交易平台的建设和运行有助于实现资产交易领域覆盖电子审批、网上竞投以及线上支付等在内的全程线上管控，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所需各类资源在更大地域范围的市场主体之间实现有效对接，降低资源交易成本、发掘乡村资源潜在价值，从而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和发展效率。近年来，通过产权交易平台实现农村集体资产交易和有效监管的案例不断涌现，这对促进农村资源优化配置和集体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例如，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和乡村产业基础，创新运行模式、健全服务体系、完善交易规则，实现乡村闲置资产、资源盘活利用。截至2024年10月，该平台业务覆盖全区14个街道278个村居，累计挂牌交易项目达2500宗，总挂牌金额超22.3亿元；同时，平台累计成交项目1332宗，成交额超过6.8亿元，为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及种植大户等流转土地面积5万余亩，助力农村特色产业发展和集体经济增收。为推进农村集体资产交易和监管，江苏省常熟市引入中国农业银行开发的农村“三资”管理平台，每年通过该平台交易资金笔数接近20万笔，交易量近100亿元，有效盘活农村集体资产、促进地方农业产业发展。

（六）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推动绿色化转型促进乡村产业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较大的资源环境压力，推动包括乡村产业在内的经济绿色化低碳化发展，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成为迫切需要。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更应遵循绿色发展原则，通过采用化肥、农药、种子、机械等方面的技术措施，在节本增效基础上提升农业发展的生态化水平。数字经济具有较强的融合性特征，重视技术跨界应用与场景跨领域融合，这为乡村产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提供可能。理论上，智能水肥一体化、无人机植保等数字技术与智能设备的应用有助于提高水、肥、药等资源配置的精准性和科学性，进而减少单位面积的农药化肥投入以及对区域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提高乡村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大疆农业发布的《农业无人机行业白皮书（2023）》显示，在农田管理环节，相较于人工作业，农业无人机的应用每亩平均可节约29升水；同时，无人机精准作业明显降低了农药化肥使用量、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安徽芜湖智慧稻米生产试点将水稻生产过程划分为播种、插秧、分蘖等13个环节，并细化出品种选择、土地平整、氮肥用量等49个智慧决策点，构建起“智慧农艺+智能农机”双轮驱动的技术体系，实现了耕种管收全过程信息感知、定量决策、智能作业，2022年试验面积已扩大到15万亩，试验结果显示，亩均节约氮肥32.5%、节约磷肥16.8%、减药38.0%、亩均增收500元左右。

四、以数字经济驱动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多重挑战

尽管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发展具备多重功能，但不容忽视的是，以数字经济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综合考虑数字技术供需、技术使用的支撑条件及应用成效可知，这些挑战主要包括：核心技术短板和供需存在不匹配、短期成本收益难平衡、数据要素支撑作用不足、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偏低、乡村产业数字化发展的联农带农机制以及多元投入机制不完善等方面。

（一）部分核心技术存在短板且部分技术供需不匹配

乡村产业发展中部分核心技术的供给存在短板，且部分数字技术的供给未能围绕如何帮助农户提高种植或养殖生产力与生产效益来开展设计与优化。《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3）》显示，我国农业物联网、北斗农机自动导航驾驶、农业无人机等智慧农业科技取得了明显进展，设施栽培、畜禽养殖、水产养殖和种植业的数字化水平分别达到41%、32.8%、16.4%和21.8%。基于江苏省苏州市和浙江省慈溪市等地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调查显示，一些种植和养殖大户在财政资金支持下采用了无人机植保、智能传感器、智能温湿度控制器等智能设备，且这些设备在节约农资投入和人工成本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一些成本相对较高的智能测氧设备、智能测土配方设备对提高养殖或种植效益的作用有限，并未得到广泛采用。进一步地，现代农业发展所需的高精度农业传感器、高端智能农机装备、农业知识模型与核心算法等方面的技术供给还存在明显不足；既有利于提升农业智慧化水平又有利于农业绿色化发展的融合性技术创新薄弱。安徽省某县政府与蚂蚁链合作，期望采用区块链技术来解决原产地砀山酥梨品质溯源问题。理论上，使用区块链溯源有助于增进消费者信任、保障酥梨市场有序运行、实现酥梨销售溢价，但实际调查中发现，现阶段采用区块链对酥梨生产各环节溯源的成本高、难度大，加上缺乏健全的增值分配机制，以及消费者对溯源产品的信任不足，一些普通生产者缺乏区块链溯源技术采纳积极性。

（二）部分数字技术使用短期成本收益难平衡

智慧农业试点示范项目多由农业企业或规模经营户作为承担主体，试点阶段引入新技术新设备尤其是相对高端的数字技术与设备产生较大投资，加之农业生产存在一定的周期性，短期内难以回收成本。即使部分企业能够得到一定数额的财政补贴，也常常难以达到投资的盈亏平衡点，制约企业投资智慧农业项目的积极性。例如，山东省淄博市彭东村种植专业合作社在地方财政支持下，累计投入1000多万元在日光温室大棚基础上打造了“无土栽培”模式的智能温室，但因所生产农产品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不足，加之缺乏专业技术团队支持，“无土栽培”智能温室的运营效益总体欠佳，销售收入难以覆盖实际运营成本。再如，山东省潍坊市一些设施蔬菜种植户通过引入成套农业物联网与传感器设备，实现对大棚蔬菜生长环境实时监测、温湿度智能控制以及设备远程快捷操作；虽然政府对这些设备的购置和应用提供一定的财政补贴，但投资回收期一般也要达4年以上。

（三）涉农数据要素治理机制不完善，对乡村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不足

农业大数据平台建设机制与数据要素治理机制不完善，难以形成对乡村产业发展的有效支撑。实地调研发现，一些试点地区在智慧农业领域展开了耗资较大的大数据平台建设，但部分项目存在盲目跟风、平台仅具有展示功能，脱离产业发展实际需求，既不能带来农产品产量的增加，也不能带来农产品销路的拓展，导致财政支农资金的低效配置。与此同时，部分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的建设虽具有前瞻性，但服务对象、服务目标和治理机制尚不明确，使得农业生产类、加工类、销售类、物流类、社会化服务类等不同产业类数据的开发利用面临挑战。基于浙江省、江苏省、陕西省等多地数字乡村试点的案例调研发现，一些地方各级各部门在涉农大数据平台建设上多各自为战，缺乏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工作机制，导致信息孤岛和重复建设。此外，不同区域、不同层级和不同平台之间涉农数据彼此割裂，数据产权归属不清晰、统计标准和口径不统一，整合难度较大，准确性与权威性缺乏；且各类产业数据定价、流通、交易、共享与价值开发机制尚不健全，数据动态更新和维护不足。

（四）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偏低，制约乡村产业数字化发展惠民程度提升

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整体偏低，制约乡村产业发展中农民主体性的激活和受益程度的改善。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2021）调查统计表明，我国城乡居民的数字素养平均得分为43.6，且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平均得分比城市居民低37.5%。笔者所在课题组基于四川省、重庆市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数字乡村试点县和非试点县1142户农户的调查统计显示，农村数字化教育培训体系整体滞后，农民平均数字素养水平偏低且群体差异较大，尤其普通村民的数字化培训参与度和数字素养水平亟待提升。具体而言，体制内精英（村干部）、经济精英、普通村民参与过计算机知识、电商知识等方面数字化培训的比例分别为14.6%、25.8%和5.5%，且这些群体的数字素养均值分别为2.9、3.4和2.0。

数字技术应用在推动乡村产业升级和助力农民增收致富方面虽被寄予厚望，但农民在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发展中的获利有限。除了农民数字素养整体水平偏低外，限于地方财政实力、产业化联合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水平、产业数字化联农带农机制与数字技术应用成本等多重因素，许多数字农业农村试点示范和推广应用项目还难以渗透到一般农户，承担试点示范项目的主体多是农业企业、平台公司或互联网企业，小农户从数字化驱动的农业产业链增值中获益十分有限。即使对于发展相对较快、技术较为成熟的农产品电商和数字金融技术，广大农民也因数字素养与技能不足而未能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广泛采用该技术。笔者所在单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于2022年面向全国10个省开展的乡村振兴农户综合调查数据（CRRS）显示，在1774个粮食作物种植户样本中，使用电商销售占比为4.0%，此外，参与数字化生产的样本占比仅为11.3%。

（五）数字经济发展的多元投入机制不完善，制约乡村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数字乡村试点的早期阶段，财政直接投资和奖补是试点项目投入的主要来源，导致一些试点项目财政依赖度高，财政、金融与社会资本的协同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部分项目面临可持续性的挑战。当前，财政支持智慧农业发展缺乏专项规划和任务清单，加之现有财政支农补贴政策碎片化问题凸显、部分政策缺乏稳定性以及部分地方热衷于“造盆景”，导致财政资金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且使用效能不高。虽然一些地方试点开展智能农机装备购置与应用补贴以及设施农业信贷贴息试点，但试点的范围较为有限，地方财政配套机制及相应的财政奖补制度尚不完善。尽管一些地方在投资基金、融资担保、贷款贴息、农业保险等方面加大创新，以引导金融机构面向智慧农业发展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供给，但相关创新试点多以财政支持的范围和力度为界限，且一些投融资模式创新的案例缺乏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现阶段地方政府普遍缺乏针对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领域的监督约束机制和政策法规保障，对社会资本投资智慧农业过程中的农户违约和企业违约等行为的监管预警不足。此外，目前社会资本进入智慧农业领域的方式多为土地流转、订单合同、雇佣劳动力等较为单一和松散的方式，未形成联结更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五、加快以数字经济驱动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有赖于农业科技有效支撑、农业经营主体能动性充分发挥、各类资源要素实现优化配置。立足乡村产业发展中数字经济所具有的功能与作用以及以数字经济助力乡村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多重挑战，为加快以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文提出应加强智慧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应用、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加快农村数字化教育提档升级、健全涉农数据要素治理机制、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与多元投入联动机制等政策建议。

（一）加强智慧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应用，强化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科技支撑

聚焦现代农业发展的前沿技术需求，以智慧农业科技创新引领乡村产业发展方向。围绕设施农业、立体种植养殖、戈壁农业、沙漠农业等大农业领域核心技术需求，推进高精度农业传感器、高端智能农机装备、农业知识模型与算法等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与集成应用示范。深化数字技术与生物技术、绿色技术的融合创新和联合攻关，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卫星遥感等数字技术在农作物育种、农业生产决策、农业生态环境监测等领域的创新性应用，全产业链拓展农业智慧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空间。统筹推进现代设施种植、高效节地设施畜牧、智慧化养殖、智慧冷链物流和仓储设施等系列工程，加快传统优势产区设施农业智慧化升级，加快打造一批智慧农业引领区，加快试点布局一批数字农业工厂、数字无人农场等智慧农业新业态。着力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智慧农业科技创新支撑体系，加大对智慧农业跨界技术研发的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加强国家和区域性智慧农业重点实验室建设，完善智慧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及其运作机制。鼓励高校围绕智慧农业设立交叉学院或学科，加大复合型人才培养力度。着力完善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农业科技研发机制，发展区域性社会化农业科技服务组织，创新智慧农业技术的市场化推广机制。

（二）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创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模式

实施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创新发展工程，不断增强乡村产业发展的活力与韧性。瞄准数字化生产、智慧化供应链、数字化营销、数字化农事服务、数字金融支农等关键应用场景，完善农业产业链各环节数字平台的建设与运营机制，加快物联网、无人机、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销售、管理与服务等环节的创新性应用，实现农业全产业链降本增效，引导低效农业生产模式向现代智慧高效农业转型。持续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规范发展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模式，持续拓展农产品的市场边界。促进农产品产地市场和加工流通企业数字化改造，加快区域性农产品智能仓储设施建设。有序推进区块链溯源技术应用，加强产地端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开展数字化改造，探索多样化的智慧农场建设模式。因地制宜地推进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规模化经营和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以数字技术应用推动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加强乡村产业类、治理类与公共服务类平台的有机衔接与功能模块整合、数字技术互嵌与数据要素共享以及数字人才的交叉保障，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与基层数字治理以及数字公共服务的协同互促，助力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的创新。此外，还应推进大数据、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乡村产业风险监测与防控以及农业生态环境监管与保护中的应用，增强乡村产业发展应对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冲击的适应力、恢复力和再造力。

（三）加快农村数字化教育提档升级，增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优化农村数字化教育的宏观规划与机制设计，强化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数字人才支撑。加强农业农村、金融、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多部门协同，共同制定农民数字素养提升方案，并将之纳入农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之中。围绕乡村人才振兴的迫切需要，将农民数字素养教育融入农业生产经营类、第二三产业发展类、公共服务类、乡村治理类等各类乡村人才的培育行动之中，推进智慧农业领域职业开发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推动形成政府支持引导、行业协会组织规范、学校和社会教育培训力量等多方参与的农村数字化教育体系，建立激励监督机制和优质数字资源共享机制。鼓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推广站、协会、学会等建立合作机制，加强产、学、研、推合作，加快建立数字技能培训的专业队伍，充分调动多方力量。实施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档升级工程，着力激活乡村产业各类经营主体的能动性。针对不同农民群体设计差异化的教育培训方案，并不断创新农民数字化教育课程设计。以推进数字交易工具、电商平台、在线教育与在线医疗平台等的使用技能培训为重点，全面提高农民数字化通用素养。加强社交软件使用及网站平台维护的针对性培训和动态指导，持续改进农民数字化社交素养。通过对短视频创作、直播带货等数字技术应用的新形式进行激发式培训，不断改善农民数字化创意素养。通过加强数字技术与平台使用中的信息安全、数据管理、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教育培训，有效提高农民数字化安全素养。

（四）健全涉农数据要素治理机制，筑牢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数据底座

推进以归集共享与价值开发为核心的涉农数据要素治理，强化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数据支撑。建立由国家大数据局、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人民银行等组成的跨部门联席工作小组，推动形成国家层面涉农大数据协同治理机制。在省级和市级层面建立类似组织，统筹涉农数据采集、质量控制、动态维护、开发利用，全面提升区域数据治理能力，分级分类推动非涉密数据的共享。立足区域数字化发展基础，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的建设和应用，加快培育农村数据要素市场。根据政务、征信、产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不同平台和应用系统的数据类型，从制度法规、标准规范、数据安全等方面完善各类数据产权界定、流通交易、安全维护与价值开发机制，并充分调动域内银行保险机构、社会资本等市场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加强涉农数据的全生命周期治理。健全数据产权分置制度，加快完善场内外结合的数据合规流通机制，改进数据价值计费机制。强化农业农村统计监测能力，健全涉农数据归集、管理和开发应用制度，同步推进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建设。着力推进涉农数据要素多重价值开发，尤其强调以数据要素驱动乡村数字化信用体系建设、重塑产业组织运作模式以及各类生产要素配置结构，加快健全大数据辅助乡村治理决策的机制。

（五）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的联农带农机制，改善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惠农富农效果

综合采用赋权、强能、增信等多重措施，充分挖掘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惠民潜力。统筹实施“数商兴农”工程和“智慧农业惠民”工程，因地制宜推进区域性、一站式农业全产业链综合服务中心和产业化联合体建设，支持培育壮大智慧型联农带农主体，在加快规模农业经营主体数字化改造的同时，促进小农户衔接现代智慧农业，助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加快基层治理与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改革，持续提升农民参与基层治理的话语权和公共服务享有权，赋予农民参与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更加充分的权益，充分激活农民的主体性和增收致富潜能。实施面向新业态新领域的农民创业孵化专项行动，持续优化农村创业的营商环境，激发农民在数字经济领域干事创业的能动性，推动农民分享更多的产业链增值收益。依托大数据技术，改进农民信用评价的内容和形式，完善信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并推进农民信用信息的多重价值挖掘，创新信用产品和信用信息的应用场景。重视培育农民契约意识和履约精神，完善乡村市场的正规和非正规制度，保障乡村数字经济发展中各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加快构建数字时代涉农行业和职业技能新标准，畅通社会阶层流动通道，增进农民职业认同。

（六）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的多元投入联动机制，提升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性

统筹发挥财政、金融与社会资本支持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合力作用，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高效的资金保障。出台财政支持数字乡村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资金管理制度，实施“大专项+任务清单”管理机制，在不增加地方隐性债务前提下，将符合条件的智慧农业建设项目纳入地方政府债券支持范围。加强智慧农业全产业链金融服务创新，综合运用贴息、奖补、信贷、保险、担保、期货、债券等多重政策工具，创新投贷联动、银保合作、融资租赁、订单质押、生物资产质押等投融资模式。有序扩大设施农业信贷贴息和智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试点范围，对试点省份按实际支出贴息资金给予差异化奖补。推进将智慧农业项目纳入农业农村基础设施融资项目库，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慧育种、高标准农田智慧化改造、农产品智能仓储以及智慧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等项目的中长期信贷投放。优化对政策性、开发性和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差异化监管和考核机制，强化金融科技赋能智慧农业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完善社会资本投资乡村数字经济领域的激励约束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创新“土地流转+优先雇佣+社会保障”“农民入股+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模式，拓展社会资本与农民利益联结方式。出台政策优惠指南，改进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健全以股权转让、股权回购、资产证券化等形式为主的社会资本市场化退出机制。

 

作者：杜志雄，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原文刊载于《农村经营管理》2026年第1期，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注：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