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瓶与唐代注酒器

发布时间：

2020-03-14

来源：

中国酒业协会

唐代注酒器是受民族文化交流影响而演变出来的器物，带有浓郁的民族风味、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反映出各民族的现实生活状况，充分展现了各民族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金银胡瓶作为独具民族特色的酒器，常视为珍贵礼物进献给大唐，大唐再作为礼物、商品流通到其他国家。随着胡瓶的普及性，渐渐与唐朝本土酒器特征相融合，执壶形态特征已初具雏形，在后世中得以发展完善。

众多酒器制作中，以金银制作的酒器最具代表性。据谢弗记载，唐朝本土黄金多出土于四川，岭南、安南，富州、宾州（均在广西南部）等地，但唐朝境内生产的黄金并不能满足唐人对黄金的需求，于是，域外的黄金便成为唐人需求的主要来源之一。

西域中主要以吐蕃流入内地的黄金最为引人瞩目，在其进献的众多金器之中，不乏有酒器。松赞干布在贞观十五年（641）以子婿的名义向太宗进献了一件金鹅形酒壶，它高达七尺，容量很大，可装酒三斛，因为此酒壶是按照“雁”的寓意来制作，故而深受太宗喜爱。

唐朝本土生产银的地区分布及需求情况同黄金相似，需要大量的外来贡银支撑唐朝对银的消费。周边国家或民族为投唐朝所好，向其朝贡大量的金银，其中以新罗、吐蕃两国最具代表性，如《旧唐书》载吐蕃“多赍金宝”，多次“遣使献黄金器千斤以求婚”，而新罗同样是“国人多金”,且“朝廷每降使新罗，其国必以金宝厚为之赠。”

在进献的金银之中，酒器以金银“胡瓶”最具有代表性。胡瓶的样式主要来源于西域，一种称为萨珊式（源自波斯萨珊王朝，特点为高圈足），夏鼐先生称其有“萨珊式银执壶的特征”；另一种为粟特式（源自粟特人，特点为低圈足），传入我国后才由陶瓷进行仿制，唐朝仿制的陶瓷胡瓶一般为粟特式的，即制作成低足酒杯，可能是与易碎的陶瓷材质有关。唐代的凤头壶就是在波斯胡瓶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是当时特有的饮酒器产品。如青瓷凤头龙柄壶，其造型明显吸收了波斯“萨珊式银执壶”的特征，又融合唐代本土的风格，主造型以凤凰作装饰，其结构也以胡瓶的造型为主。最明显的是壶身绘有“胡人”舞蹈、葡萄等内容，是波斯萨珊王朝常用的纹饰，具有很强的写实性，是唐初北方青瓷的代表性酒器。

随着唐朝人对胡瓶喜爱程度的增加，胡瓶的数量在中原不断增多。渐渐地，胡瓶自然成为唐皇帝行赏恩赐的代表性物品，如中宗曾赐胡瓶以突厥等。胡瓶在唐诗中也多有咏及，如“胡瓶落膊紫薄汗”、“锦帐胡瓶争送君”等诗句。

安禄山曾向皇帝进献过金窑细胡瓶，《全唐文》中亦有多处关于金胡瓶的记载，如卷九九九“吐蕃赞普弃隶蹜赞”中提到进献唐廷的贡品中包括金胡瓶盛酒器，进献的饮食器中也包含金胡瓶，还有玛瑙杯、金碗、饼盤器等，“以充国信”。银胡瓶是仅次于金胡瓶的盛酒器，玄宗曾赐给安禄山大银胡瓶，唐诗中对其也多有记载，如“银器胡瓶马上驮”等。

胡瓶作为外来器物传入中国，彻底改变了中国人饮酒的方式。根据史料记载，早期的酒事活动中，均没有瓶子的出现，饮酒多用瓮、尊、勺、觞等，瓶子基本与酒事无关涉。自胡瓶传入后，便逐渐与唐朝酒器——酒注子相融合，衍生成迄今仍通行的注酒器——执壶。

唐代注酒器称为酒注子。唐李匡乂《资暇集》提到在宪宗年间，唐朝人酌酒所用酒具是“樽杓”，之后便渐渐改用酒注子，它既能盛酒，又可注酒于杯中。酒注子外形实际上与胡瓶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之间一定具有某种实质性的联系，其详细演变过程如下图如图所示：

第一张图片现藏宁夏固原博物馆，具有高圈足特点的萨珊式胡瓶，与第二张图片鸡首壶相对比，两者的整体是相似的，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鸡首壶附加了短流；第三张图片是唐代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注酒器，此时酒器的手柄处改为横柄且壶流有所加长，更加方便倾倒；唐中后期将注壶改称偏提，公元 835 年，机缘巧合之下，便把酒注子改称为偏提，此时的注子由于一侧置柄，唐人称之为“偏提”。“赐酒玉偏提”是诗人韩偓对此酒器记述，宋朝林红也对偏提有所描述：其高度大概在五尺左右，整体形状像个“酒鳖”，可以装下一斗（二斤）多的酒。此时偏提去柄装系，正如第四张图片所示，不仅如此，还结合前三张图片中酒器之长：手柄采用胡瓶设计，壶流在鸡首壶基础之上有所拉长，方便执拿和倾倒，同时还增加了壶盖，可以防止酒在空气中挥发，保存酒质，延长酒期。

注酒器发展至此初具完备形态，自此后，除了在材质上、制作工艺上、壶身高度等方面有所不同外，整体形态几乎没什么大的变动，一直沿用至今。注壶是自唐代以来一直被后世所沿用的酒器，通过上图中的对比可知，它具有明显的演进之势。唐时期的壶流短而粗直，之所以会具有这样的特点，是因为唐代盛行果酒，易于酒器内产生较多沉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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