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清明上河图》会在不经意间看到许多酒肆，仿佛到处飘散着美酒和菜肴衬托着繁华与惬意。北宋人爱吃酒，无论草莽英雄的水浒一百单八将，还是吟风弄月的那些欧阳修、苏东坡和王安石们，当美酒遇到北宋，整个时代都醉了，醉的那么有情调，醉的那么富有诗情画意，打开清明上河图仿佛会被一阵阵酒香所陶醉。这是一个政府鼓励、全民畅饮的时代，无论是东京的七十二家正店，还是村野乡居的浊酒一壶，宋人都在杯盏之间体味着太平盛世的美好。随着《清明上河图》画卷的打开，汴京城宛如复生。著名的虹桥横卧在川流不息的汴河上，舟船往复，古柳参差。虹桥南面有一家名为“十千脚店”的酒馆，则是人烟繁盛的酒楼“孙羊正店”。同是酒楼，“正店”和“脚店”有什么区别?让我们走出《清明上河图》，走进宋朝看个究竟。酒从宫廷飘出，气度雍容又带几分英武的宋太祖赵匡胤下了紫宸殿，完成了一天的朝政，赵匡胤兴致颇浓和几位亲信大臣喝了起来。《涑水记闻》中记载，赵国胤曾说:“朕每日宴会，承欢致醉，经宿未尝不自悔也。”写到这儿还能想到“杯酒释兵权”，一杯美酒换来了天下兵马的权力，这酒怕是醉的太值得了，甚至此前在研究平定天下时，他也要冒着风雪去赵普家吃酒烤肉。宋朝上至帝王下至黎民百姓，都喜欢喝点酒。酒酣微醺间，眯眼看朦胧的月色，谈兴便浓。宋朝全民饮酒这事，还与宋朝的酒政制度有关。酿酒需要大量的粮食。尽管与唐朝天宝年间的八百五十万顷田地相比，北宋天禧五年( 1021年)的五百二十四万顷耕地数字少了些，但由于占城稻的引进与大力推广，宋代粮食生产呈现新的局面。《宋史.食货志》记载，”大中祥符四年( 1011年)，帝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与本土粳稻相比，籼型品种的占城稻不仅“不问肥瘠皆可种”，而且产谷量高、成熟期早，能避免秋早的威胁，十分有利于推广。据李映发在《宋代酒文化考察》中的考据，当时江南稻谷亩产能达三石。北宋有一个十分被人诟病的国策:“外轻内重、强干弱枝”，即削弱地方权力，强化中央集权。这使得北宋政府自创立起就背负着沉重的财政压力。北宋初年，政府还延续五代时的“禁酒”政策，如宋太祖建隆年(961年)下诏:“应百姓私曲十五斤者死，酿酒入城者三斗死”，但后来为维持庞大的财政支出，朝廷就逐渐松驰“禁酒”，并且将酒业收归中央，从而可抽取税收。这种对酒类进行专卖的制度，称作“榷酒”。榷酒制包括榷酒、榷曲(酒水和酒曲专卖)和税收。榷酒区域与榷曲有严格划分，“戒相侵越，犯皆有法。”植曲区主要限于四京，开封、 洛阳、应天府(商丘市)，大名府(河北省大名县),四京范围内的市民可以买酒曲酿酒，其余诸州设立酒务，自产自销。小酒户要去官办酒务批发，再进行分销。为了平衡利润，朝廷规定批发价随市场波动。不得不承认，宋朝的这种做法十分有远见。因为宋代酒税占杂税的三分之一，国家财政收人的六分之一，酒价随市场波动，可以保证税收的稳定。酒税自宋仁宗开始至南宋，平均年收人1000万贯以上。在榷酒下，“正店”和“脚店”应运而生。“正店”是指有酿酒权的铺，“脚店”则无酿酒权，所售酒都从“正店”批发。《东京梦华录》即载，“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脚店。”在太平日久，人物繁阜的大宋朝，人们有理由也有条件沉浸在汴京的花气酒气中。宋朝酒水专卖的成功秘诀在于“ 抓大放小”。一是抓住酒曲，放开酒水。通过计算正店购买的酒曲数目，就能判断出营业额，每年该缴多少利税。当时，政府设专门造曲的机构，都曲院就是汴京城最大的造曲机构。政和二年(1112年),为了提高“国企员工”的积极性，一位叫董正尉的江浙发运副使请奏推广“比较务”。何谓“比较务”？好比一个企业分出若干个小单位，各自包干利润课额，相互竞争，比较盈亏，然后从盈利中提取奖金，以此激励他们改善经营管理。
二是抓住正店，放开脚店。朝廷让脚店成为正店的分店、加盟店或经销商，这等于以店制店，省了朝廷很多事。官库，就是官办的酒厂和贮酒的仓库。拍户，就是从官库里采购酒水的酒家。朝廷给官库规定指标，每年必须卖掉多少酒，上缴多少利润，官库再把这些指标分解给拍户，根据拍户往年销酒的能力，规定每年须从官库采购多少酒。榷酒制大约持续了一百多年，以至于汴京城脚店不下三千户，更涌现出一些著名酒楼，那情景是:“花阵酒地，香山药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不欲繁碎。”酒成了北宋繁华岁月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