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望之接管张裕公司、醴泉公司

宋世民     

1944年10月生于烟台

离校就业后，曾在工厂、报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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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赋闲，性情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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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芝罘历史文化研究会顾问

时任张裕公司、醴泉公司总经理徐望之与家人

      20世纪30年代，曾名扬海内外的烟台酿酒双雄——张裕酿酒公司和醴泉啤酒公司（今烟台啤酒厂），因内忧外患，先后落入资不抵债的困境。危急关头，有一人临危受命，承担起扭转两家企业衰败局面的重任。他就是时任中国银行烟台支行行长的徐望之。

      创建于1892年的张裕酿酒公司，在经过二十多年的繁荣发展之后，颓势渐显。据记载，1919年至1928年，公司半数开支靠变卖厂区空地、葡萄园以及环绕公司的房屋维持。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张裕公司向中国银行烟台支行贷款达30万元，且完全失去还债能力。此事被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发现后，派徐望之来烟台查账。真相查清后，青岛分行随将失职的烟台支行行长免职。1934年六七月间，公司为维持生产经营，向中国银行烟台支行正式办理了移交手续。而烟台醴泉啤酒公司也因意外变故，资不抵债，翌年以资产作抵押，同样被烟台支行接管。

      此时，徐望之已接任烟台支行行长。作为一名金融专家，他深知两家欠款大户的发展趋势，对放贷银行业务绩效举足轻重，自己同时兼任两个实际破产的酿酒公司经理，虽不合情，却是合理。

      徐望之，浙江吴兴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改行金融，对企业管理颇有研究。他在青岛分行工作期间，曾专门对酿造业做过探索研究，酿造专业造诣匪浅。早在正式接管张裕之前，徐望之着手处理企业债务官司期间，就处处留意该公司管理状况。为什么？用他自己的话说，难得有此机会对企业振兴之路做些实地研究。这种思想抱负，在数年后他为《酿造杂志》撰写的发刊词中略见一斑。他认为，“洋酒消耗，利权外溢”，不能熟视无睹。他呼吁“杯酒之饮，何以不能自酿？生产之权，何以操之人手？”他倡导“酿造界与学术界，本应速取有效之联络，俾生产趋学术化，而学术亦臻生产化，务使用与学相得而益彰”。他“拟选拔高才入厂学习，再遣送国外留学，培养专门酿造人才”……正是这种洋为中用、中外结合的远见卓识，促使他在接管张裕公司之前，就酝酿改造这处庞大企业的管理体制。

      银行在对张裕公司内外金融、经营等状况进行了两年之久的调查核实后，于1934年6月正式接管了张裕公司。作为代总经理，徐望之又进一步对张裕衰落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他认为，导致公司衰败的原因是“农产品类，不加整理；原料成份，不施检查；卫生设备，不甚讲求；成本会计，不易确立；内部机构，不尽健全；资本供应，不能充分。”为此，他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企业管理思想和方法，本着分工协作、开源节流、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开拓销售市场的原则，对企业内部组织机构进行了彻底调整。首先在总经理和副总经理职务之上，建立了总管理处，是公司最高权力决策机构。总经理则主持酿造学社、常务会、考工委员会、技术改进会，以及监理处等组织的工作；副经理则在总经理直接领导下，总揽财务、生产、技术、业务等部门的工作；各职能机构称部，部之下设股，股以下设室。这样，就形成了一套职责清晰、分工明确的总管理处、经理、副理、部、股（园）、室（区）管理体系。

      此时的张裕酿酒公司已徒有虚名，许多生产车间、办公楼房已变成杂草丛生的断垣残壁。早在1931年12月3日发生的一起大火，使创建40周年的偌大企业毁于一旦，翌日出版的《东海日报》以《本埠空前大火 张裕酿酒公司被焚》为题，对这场火灾作了报道。该报评述：“名震全国第一大实业张裕酿酒公司，昨日忽遭祝融光顾，致四五百间之洋楼霎时变成灰烬，数百万之资本刹那间付之一炬。天灾耶，人祸欤。”火灾使新旧业主之间本已严重的租赁纠纷再次升级，诉诸法律争执数年，紧接着又先后丢失东北及南方市场，企业濒临破产的边沿。

      与张裕公司相比，同期被中国银行烟台支行代管的烟台醴泉啤酒公司，危机发生的原因相对简单。1932年后，厂里因扩建厂房、购置生产机械致使资金短缺，向烟台支行贷款15万元。不料想祸从天降，1934年给上海老客户华成公司发去啤酒两万多箱后，该公司经理突然故去导致醴泉公司大批货款不能收回，亏损达10万余元，企业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1935年2月，他们也只好申请交由烟台支行代管。

      徐望之面对这样一堆烂摊子，能否拿出灵丹妙药尽快迈过眼前这道坎儿？烟台业界人士都对其寄予厚望。然而，人们发现这位行长兼总经理在大刀阔斧地完成张裕公司内部机构改组之后，似乎并不急于修整公司几近荒芜的部分厂区，而是南走北奔周游四方。不少人困惑不解，就算总经理办事举重若轻，此时这份“雅兴”也是否近乎荒唐？其实不然，面对灾后的断垣残壁，徐望之心里虽然痛惜，但还没感到太大压力，最令他担忧的是企业缺少精于管理、谙熟技术的本国技术人员。张裕公司虽然请了一位意大利酒师，但由于语言不通，此人又不服管理。这种民族企业受制外人的状况，促使徐望之下决心选用本国技术人员。他深知在国内寻找业内专业人才绝非易事，但此事不做，洋人把持中国酿造业命脉的局面就无法扭转。所以，他上任伊始，便马不停蹄地为此奔波于大江南北。

      为解决葡萄栽培问题，他专程去青岛拜访山东大学一位研究果树的教授，恳请其莅临张裕公司进行指导。这位教授盛情难却，百忙中带着得力助教张勉新来到烟台，对张裕葡萄园进行了详细调查。鉴于张裕公司的实际需求和徐望之求才若渴的痴情，教授临行前将助教荐于张裕指导葡萄栽培。徐望之发现此人确有真才实学，遂聘其为公司园艺师。张勉新不负重望，在后来徐望之提出要清理张裕灾后废墟、建设花园式工厂时，积极建议将断垣残壁、破砖碎瓦集中到厂区东侧，堆成假山；然后在山上修建亭子，内置石桌石凳，山坡栽上剑麻等，既可节省向外搬运破砖碎瓦的大笔运费，又美化了厂区，一举两得。徐望之采纳实施后，效果可谓事半功倍。

      在着手解决酿造技术问题时，徐望之携醴泉啤酒公司副经理王雨田，又去上海交通大学访问化学系教授谢凝远，请求给予协助。谢教授当时事忙，难以分身，便在暑假期间带学生孙卫到烟台实地调研，临走时把学生留在张裕化验室工作。此外，徐望之还聘请留欧学者朱宝镛为张裕公司化验室主任。此人在中国酿造界颇有声望，后来任无锡轻工学院副院长。朱宝镛在张裕公司期间，与徐望之共同发起组织“中国酿造学社”，朱梅、孙卫、张勉新等人也都加入了这个学术组织。1939年1月1日，他们创办了《酿造杂志》创刊。该杂志请上海国光印书局承印，并于上海静安寺路20号设立了发行所，总经销处则为烟台醴泉啤酒公司和烟台张裕酿酒公司。

      1936年春，上海《新闻报》和《申报》同时报道了留学法国、比利时的中国啤酒酿造学者朱梅回到上海的消息。此时，徐望之与王雨田正在上海为业务奔忙，他们见此消息欣喜若狂。徐望之慨然长叹“此乃天赐良才。若请不动朱梅，我就不离开上海滩！”他拉上王雨田前往两家报社，先后找到发稿人、《新闻报》编辑严独鹤和《申报》记者黄寄萍，请他们帮助打听朱梅的住址。茫茫大上海，要找到一位新来乍到者，如同大海捞针。两人几经周折，终于扣开朱梅的房门。此时朱梅经长途旅行劳顿，喘息未定，尚未遴选工作去向。他见有生人主动找上门来，满脸惊愕。徐望之自报家门后，非常诚恳地说：“我们有啤酒厂和葡萄酒厂，可是技术人员都是外国人。我们希望您能和我们合作，请您到烟台工作。”突如其来的聘请，令朱梅犹豫不决：烟台人生地不熟，又远在千里之外，一步走错，回家都难。其实，徐望之对此早有考虑，他当即亮出条件：“您可先到烟台看看。如果能留下就留下，不愿意留下就回来，来回路费由我们负责。”朱梅见两人态度如此诚恳，心想自己远赴法国、比利时刻苦学习酿造技术，初衷就是完成“实业救国”的抱负。此时恰逢知音，如不亲身体验，可能坐失良机！他随即应承徐望之去烟台一试。

      朱梅到烟台后，先在醴泉啤酒公司作了一星期调查研究，接着在公司董事会上将发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逐项说明，众人点头称是。公司通过生产实践检验，果然成效显著。醴泉公司的董事们很早就对外籍酒师垄断技术、推卸责任心怀不满，只是碍于无人替代，只好一忍再忍。眼下见朱梅懂技术、善管理，且比洋人技高一筹，很快将操控生产大权的洋酒师辞退。此举为烟台现代酿造业由国人独立经营奠定了基础。一年之后，烟台醴泉公司啤酒质量明显稳定好转。徐望之见朱梅不仅精通专业技术，还敢于负责，欣喜之余又建议这位年青学者兼任张裕公司技术副经理，担负整顿张裕公司并监督外籍酒师的工作。朱梅心存顾虑，感觉醴泉啤酒公司刚见起色，各道工序尚需磨合梳理，加之两厂相隔较远，担心两头跑会把大量时间耗费在路上，搞不好会顾此失彼，故生婉辞之意。徐望之深知人才难得，人尽其才更为重要。他说：“您不用担心路远，我这辆小汽车以后就给您用。我上下班走走路，正好锻练身体。”朱梅看徐望之为了振兴烟台酿酒事业，竟如此厚待技术人员，深受感动，便毅然答应下来。从此，他每天跑两个厂处理生产中的问题。张裕公司也由此摆脱外籍酒师对酿造技术的垄断，实现了民族企业全部由国人掌控的局面。

      1937年11月，徐望之又派朱梅到意、瑞、法、比、德、捷、奥、英等国考察，学习他国先进葡萄酒酿造技术，并引进先进酿造设备。朱梅的专业技术也因此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成为中国第一代葡萄酿酒的著名专家。

      徐望之不苟一格招选人才，更注重用人原则和管理制度，强调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选贤任能且不畏权势。对此，朱梅多年后回忆徐望之时，仍对他为严于管理、不畏权势的举措记忆犹新。当时中日两国关系很紧张，中国银行青岛分行有人迫于压力，把一个日本留学生介绍到张裕公司任酿造技术员，安排在公司化验室工作。这名日本青年工作极不认真，经常晚上带着一些青年职员跳舞，白天就领着他们打瞌睡、磨洋工；还经常与一家日本洋行通电话，有泄密之嫌。徐望之怀疑这名日本人是个经济或技术间谍，于是不怕得罪顶头上司，按章办事，设法劝走了这个不合格的“酿造技术人员”。

      张裕公司化验室分设化学、微菌二室，承担着对制酒管理、原料分析、成品酒检验、副产品利用和改良成品酒质量等进行化验、分析和硏究的重任。为提高产品质量，徐望之强化了公司化验室的作用，出巨资购买先进检测仪器千余件、药品百余种，从英、法、德、日等国购进大量科技书籍，并聘请上海交大化学系毕业生挑起化验室分析工作的重担。

      对于张裕公司葡萄园的管理，徐望之不仅聘请名校专家、学者莅临指导，制定出科学管理程序，还招收烟台当地优秀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各个葡萄园，在技术人员指导下边学习边工作。他们深耕土地，更新葡萄品种，加大肥料用量；严格灾情报告制度，适时喷洒药剂，防治病虫害；建立葡萄园日志和月志，详细记录施肥、培土、开培、剪枝、清蔓、立支柱、紧铁丝、缚结果枝、疏芽、缚新蔓、挂袋、摘心、撒布药剂、摘除病果，以及风向、气温、晴、阴、雨等情况。化验室还对葡萄园土壤、各种草木灰、鱼肥、骨肥、猪肥等肥料价值进行分析硏究。采取这些措施后，葡萄产量逐年增加，质量也进一步提升。

      徐望之为了抵制洋货，扩大烟台酒产品销路，一边改组强化原有销售网络，一边对拥有独创技术的优质产品加大宣传投入，竭力培植民族品牌。20世纪 30年代初期，公司培育出优质酿酒葡萄品种“蛇龙珠”，并用它酿造出风味独特的美酒。徐望之接管张裕后，随即邀请国内名人雅士汇聚烟台，为此酒命名，在数十个备选方案中，最终定名为“解百纳”。1936年9月15日，公司在民国实业部商标局正式注册了“解百纳”商标。

      他牵头创办的《酿造杂志》，除介绍酿造知识外，主要是宣传张裕、醴泉两个公司所产各类酒品。在上海，他请记者黄寄萍担任张裕公司的宣传顾问，每天都在《申报》重要位置刊登一则张裕公司的广告；请当时上海滩著名演员为张裕公司作广告，并利用产品展销会等各种机会，向客户和参观者赠送样品酒及盛酒花篮、毛巾、暖水瓶等纪念品；甚至连月份牌、电影、幻灯片等宣传形式，也都充分利用起来。上海很多人因此知道了张裕公司生产的葡萄酒不亚于西方产品，在国际市场为中国争了一口气。1936年，烟台醴泉啤酒公司、张裕酿酒公司驻沪联合发行所成立，其监理处设在烟台，徐望之为监理，统辖驻沪联合发行所一切事务。同时，他们还在上海静安寺路20号租了一处门市房，陈列张裕公司葡萄酒和醴泉公司啤酒。由于橱窗布置得新颖别致，产品格外引人注目，进一步扩大了烟台酒业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影响力。

      徐望之领导发起的宣传声势，在中外商人中引起很大反响。法国驻上海的一名酒商，为垄断市场而策划大批购买张裕葡萄酒，换标代替法国葡萄酒在上海销售。张裕公司发现后，对法国酒商的卑劣手段非常气愤，决定从此以后不论价格如何都不再卖酒给他。还有一位当地百货公司经理，要求将张裕公司的白葡萄酒贴上外国商标，以获高价。张裕公司认为用欺骗手段来达到谋取暴利是可耻的，为了维护张裕公司的信誉，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

      通过徐望之的精心管理，烟台醴泉啤酒公司逐步焕发生机，创始人王益斋等人又不失时机地奔走各地，于1940年前后筹集股金50万元，成立了新的董事会，清偿银行债务，购回抵押资产，重新实现自主经营。而张裕公司产销状况虽然有所好转，但限于当时社会环境和市场条件，直到1938年日军占领烟台后，仍无力偿还中行欠债。外敌入侵，使烟台民族工商业陷入空前劫难，张裕公司这个背景复杂且负重债的企业，更是雪上加霜，徐望之纵有远大抱负，却回天无力。不久，他奉调离烟，忍痛告别倾注心血的酿造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