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4万瓶的秘密藏酒被分期拍卖,这位格鲁吉亚人如何改写了苏联葡萄酒的风格?


发布时间:

2026-06-16

来源:

侍酒师画报

2026年5月28日,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市中心,一栋灰扑扑的“一号酒厂”内,一把封存了73年的锁被格鲁吉亚总理亲手拧开。这处长期未对外开放的空间,是前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生前的私人酒窖。

 

图源|Reuters

 

酒窖里面存放着大约4万瓶酒,单瓶估值很多在数万到数十万美元区间,部分19世纪的波尔多酒款估价更高,整批藏酒的价值数亿美元规模。

 

对于这批尘封多年的藏酒,格鲁吉亚政府给出的方案颇为明确:分批拍卖,并将所得用于建立一所面向全国的葡萄酒教育学校,旨在提升格鲁吉亚葡萄酒的国际地位。

 

就这样,一个已离世73年的格鲁吉亚人,用一窖藏酒,再次把世界的目光拽回了高加索。

 

哥里少年的葡萄酒启蒙,与那瓶“救命红酒”

 

斯大林于1878年出生在格鲁吉亚小城哥里,他的父亲是一名酗酒的鞋匠,母亲出身农奴家庭,是一位虔诚的东正教徒。这样的家庭环境让他从小明白酒精的危害,却也在日后的漫长岁月里,与酒建立起复杂而矛盾的关系。

 

作为公认的葡萄酒的发源地,格鲁吉亚拥有约8000年的酿酒历史,在这里,几乎家家都酿酒,斯大林的成长,也始终浸润在这种以天然、微甜、重果香的本土葡萄酒文化里。

 

 

据说他对葡萄酒的执念,则源于一段狱中往事。1902年,斯大林因革命活动被流放西伯利亚,在严酷的环境中,他曾感染伤寒并伴随冻伤。在近乎零医疗的条件下,是一位狱医悄悄塞给他的一杯格鲁吉亚红葡萄酒,帮助他熬过了寒冬。自此以后,他就将格鲁吉亚葡萄酒视作“救命之物与故乡的象征”。

 

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在格鲁吉亚拉查地区躲避追捕时,结识第一任妻子卡托·斯瓦尼泽,并爱上了当地出产的赫万奇卡拉(Khvanchkara)半甜红葡萄酒,这款酒后来也成为他终身偏爱的白月光,并曾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期间被选为宴会用酒,丘吉尔与罗斯福都曾举杯共饮,离开雅尔塔时斯大林专门给他送了几瓶。

 

 

从沙皇收藏到地下酒窖,斯大林的藏酒地图

 

纵观斯大林的藏酒轨迹,其酒窖的构成大致可分为接管沙皇收藏、建立格鲁吉亚专供体系和横跨亚欧大陆的秘密收藏三个时期。

 

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没收了罗曼诺夫王朝亚历山大三世、尼古拉二世的四万瓶珍藏,包含拉菲、拉图、玛歌、木桐、滴金等波尔多列级庄,以及勃艮第、香槟,其年份可追溯至19世纪初。这批酒先经列宁之手,随后由斯大林接管,构成了他个人酒窖的核心骨架。

 

2013年,格鲁吉亚陶罐酿酒技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认定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1930年起,他对格鲁吉亚酒的偏爱直接催生了一套专供体系。他建立了第比利斯葡萄酒厂,由内务部第九局24小时守卫;种植、酿造、运输全过程均由专门系统监控,产品通过专列与专机直达克里姆林宫与孔策沃别墅。

 

在这条专供线上,有两种格鲁吉亚半甜红酒是他的首选,一款就是上文提到的赫万奇卡拉半甜红葡萄酒;另一款金兹玛拉乌利(Kindzmarauli)半甜红葡萄酒,这款产于格鲁吉亚卡赫季阿拉扎尼河谷的葡萄酒,是几乎为他量身定制,100%萨佩拉维(Saperavi)酿造,天然高糖分,深红宝石色,黑樱桃、黑莓果香浓郁、单宁柔和,几乎成为他餐后固定的选择。

 

 

他的饮用习惯方式也逐渐形成一种鲜明的独特风格,他钟爱半甜型,几乎不喝干型葡萄酒;也常常把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混着喝,比如将干红与半甜白搭配在一起,按他自己的说法,“各种味道都要尝一尝”。

 

那时,晚宴常从夜里10点持续到凌晨4点,席间他敬酒频繁,但每次少量饮用、缓慢啜饮,甚至刻意稀释,一轮轮推杯换盏之后,他的下属往往酩酊大醉,他却清醒在一旁地观察人心。

 

有趣的是,在公开场合中,斯大林刻意宣传自己只饮伏特加,以此强化苏联领导人简朴、强硬的公众形象。但在其莫斯科近郊的孔策沃别墅地下酒窖中,却保存着约350瓶烈酒,大多为干邑、威士忌与金酒,多数来自外交赠礼,完全是私人收藏家的规模。

 

为此,斯大林构建了一个庞大的藏酒网络。克里米亚的马桑德拉(Massandra)酒窖,原为沙皇尼古拉二世在1894年为雅尔塔行宫修建的皇家酒库,1922年,斯大林命人全俄各地沙皇行宫的藏酒全部集中于此,藏酒超过100万瓶,包括一瓶1775年份的古酒,成为世界上规模罕见的仍珍稀藏酒库之一,其部分藏品在1990年代曾流向拍卖市场。

 

开头所提到的第比利斯“一号酒厂”,既承接了沙皇时代的底仓遗存,也不断吸收来自法国与格鲁吉亚本土的精选酒款。晚年,斯大林晚年因疑心加重,对饮食与饮酒尤为谨慎,只饮用来自其私人酒窖及专属酒厂的酒款。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一号酒厂”随即被秘密封存,此后长期未被开启,直到今年才重见天日。

 

而位于莫斯科近郊“孔策沃别墅”地下酒窖,则是斯大林真正的私人乐园。正如前述,这里藏着他不轻易示人的烈酒收藏,是他在繁重政务后的避风港。二战时期,当德军逼近高加索地区时,斯大林下令拆分酒窖以防不测,一部分运往马桑德拉,一部分秘密运回第比利斯,核心私藏留在孔策沃别墅严加看守。此外,传闻中还有第三批第三批未被公开的藏酒去向不明,至今仍未被追溯。

 

 

70年尘封|第比利斯地下酒窖的三重遗产

 

这次启封的第比利斯酒窖,正是当年那批秘密运回的珍藏。酒窖昏暗潮湿、蛛网密布、尘土覆盖;部分酒液呈琥珀色、散发百年陈香,多数虽可饮用但已属无价之宝。

 

图源|Reuters

 

这批藏酒大致可分为三部分,其中,三分之一为沙皇遗产,其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至20世纪初,涵盖拉菲、拉图、玛歌、木桐和滴金等法国波尔多列级庄葡萄酒,以及勃艮第及香槟产区的老酒,这部分酒在1917年革命后由苏维埃接管,并纳入国家体系统一管理。

 

另有三分之一,是1917年之后至20世纪中期苏联国家体系内的酒类储备与调配库存,主要是国家接管的欧洲葡萄酒库存、外交往来与赠礼所积累的酒品、以及战时与战后物资转移过程中集中保存的酒类资源。种类较为混合,涵盖法国及其他欧洲产区葡萄酒,并夹杂少量烈酒类收藏。

 

 

剩下三分之一则是20世纪上半叶至中期生产的格鲁吉亚本地葡萄酒,包括赫万奇卡拉(Khvanchkara)、金兹玛拉乌利(Kindzmarauli)、茨南达利(Tsinandali)、泰利亚尼(Teliani),以及部分采用传统奎弗瑞(qvevri)工艺生产的葡萄酒,这些酒大多属于当时国家主导的葡萄酒生产体系,由于该酒窖在不同历史阶段经历多次转移与整合,目前公开资料中仍难以对每一批酒的具体来源作出逐瓶精确溯源。

 

斯大林时期苏联葡萄酒工业化跃迁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斯大林时期苏联的葡萄酒产业,看看他对该领域的贡献与不利影响。

 

图源 | World Atlas

 

斯大林执政时期(1920年代至1953年),苏联葡萄酒产业在计划经济框架下完成了由传统手工业向规模化工业体系的根本转型。通过农业集体化与国有化改革,将葡萄酒从地方收归食品工业部统一管理,并以阿布劳-久尔索、格鲁吉亚、马桑德拉三大托拉斯(一种高度垄断的企业组织形式)为核心,构建起覆盖主要产区的工业化生产网络,并提供相应的资金与劳动力支持。

 

再加上以弗罗洛夫-巴格列耶夫改良的罐式连续发酵法为技术核心,使其产量在短期内迅速增长。尽管二战导致庄停摆与资源流失,但通过产能向塔什干转移及战后“四五计划”复种修复,其产业于1953年前基本恢复战前水平,自此,葡萄酒摆脱精英属性进入大众消费,并形成格鲁吉亚、克里米亚、克拉斯诺达尔及摩尔多瓦四大产区,分别承担优质酒、甜型加强酒、起泡酒与基础餐酒的生产职能。

 

图源 | Wicklow Wine Company

 

与此同时,斯大林的个人口味也重塑了苏联酒业版图。他对格鲁吉亚半甜型葡萄酒的偏爱,使格鲁吉亚酒实际上升格为“国酒”,在各类宴会场合中承担政治功能。

 

然而,这些举措也埋下了深层次的问题。一方面,以产量为导向的集体化与标准化导致品质被压缩,传统奎弗瑞陶罐工艺被工业体系边缘化;另一方面,为了迎合斯大林对半甜型的嗜好,格鲁吉亚酿酒方向趋于高糖化,大量本土葡萄品种因高产替代而消失,1950年苏联农业政策强制拔掉古种,改种高产新品种,格鲁吉亚本地葡萄品种被砍到仅保留16个,数百个古老土著品种因此边缘化乃至消失。斯大林作为收藏者把家乡酒捧上神坛,作为掌舵人却差点毁了它的根。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以计划经济手段完成了葡萄酒的规模化与工业化跃迁,奠定了苏联酒业版图,但同时以牺牲多样性与传统为代价,形成“规模庞大而精品稀缺”的产业特征。